印度“疫苗沙皇”之敗:大流行下,誰是誰的替罪羊?

印度“疫苗沙皇”之敗:大流行下,誰是誰的替罪羊?

2021年5月底,當蘇布拉曼亞姆·傑森卡爾登上飛往美國華盛頓的航班時,這位印度外交部長心知肚明,等待他的將是一場尷尬無比的旅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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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不論在這個時間點上,印度政府剛剛封禁美國社交媒體WhatsApp和Twitter,單就傑森卡爾此次美國之行而言,他的核心任務之一是爲印度採購更多新冠疫苗。彼時,印度正處於2021年以來的疫情最高峰,新增病例數一度突破40萬人,但截至5月31日,印度完整接種新冠疫苗的人只佔印度總人口約3.1%。

可印度本不該是那個被病毒選中的國家,它坐擁世界最大的疫苗生產商——印度血清研究所(SII)。這個名號一直不夠響亮的疫苗帝國,在疫情後聲名鵲起,尤其在它宣佈砸下數億美元、與牛津大學和阿斯利康合作研發新冠疫苗後,更是被世界寄予救世厚望。各國疫苗合同如雪片般飛來,SII首席執行官阿達爾·波納瓦拉(Aadar Poonawalla)一度被冠以“疫苗沙皇”的稱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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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,印度總理莫迪今年1月信誓旦旦要用印度產疫苗“拯救人類”的豪言言猶在耳,印度春季暴發的本土疫情卻因爲極低的本土疫苗接種率持續發酵。與此同時,“沙皇”成了“逃兵”,躲到了倫敦。“一切都落到了我的肩上。”今年5月初,波納瓦拉接受《泰晤士報》採訪時表示自己的生活苦不堪言,“我已經在倫敦待了很長一段時間,因爲我不想再面對那些情況。”

他說,由於被要求給印度權貴提供疫苗,人身威脅和言語恐嚇讓他夜不能寐。“即使是上帝也無法預測疫情會變得如此糟糕。我們真的喘不過氣來了,我們希望得到儘可能多的幫助。”

但他的發言沒有博得同情,不過短短半年,SII已經從“救世主”淪爲了“禍首”。印度國人憤懣於自家疫苗商雖然產量世界之最,但前期向海外輸送疫苗,後期卻沒能力滿足同胞需求,着實貪婪無能;疫情惡化後,印度政府爲保證本國供應禁止出口疫苗,又被手握SII合同的世界各國痛斥“自私冷血”;其他國家則四處求助,以解決SII供應能力不夠和印度出口禁令導致的疫苗缺口。低收入國家受創尤其嚴重,因爲SII生產的印產牛津-阿斯利康疫苗(又稱covishield)對運輸和儲藏條件沒有輝瑞疫苗那麼極端的要求,一直被認爲更適合落後地區。

印度新冠疫情數據統計 / 網頁截圖

直至半年後,這個亂攤子纔有所緩解:本月,印度終於熬到了日增萬例以下的疫情低谷,而SII在被禁8個月後,終於在11月26日恢復了向全球疫苗共享網絡COVAX輸送疫苗的資格。

但代價已不可估量。輿論風暴之下,SII被視爲印度春季疫情持續發酵的元兇之一,也因爲對別國承諾疫苗卻言而無信,商譽俱毀。此前阿達爾曾一再放話稱“SII致力於挑戰歐美製藥寡頭、維護全球疫苗公平”,如今也成爲了一個笑話。

2021年即將過去,沙皇幾成罪魁,阿達爾·波納瓦拉終於有空想想,自己究竟經歷了些什麼?

10年前,當阿達爾從父親塞勒斯·波納瓦拉手裡接過SII的權杖時,這個世界最高產的疫苗企業已經成立了45個年頭。而塞勒斯從灰頭土臉的養馬人一躍成爲疫苗帝國掌舵人的傳奇故事,一直是印度大街小巷鍾愛的談資。

那是上世紀60年代初,出生在養馬人家庭的塞勒斯剛剛大學畢業,獲得了商學學位。他不想接手家中的馬場,因爲覺得飼養馬匹“在當時的印度沒有前途”,尤其是在時任孟買州首席部長的莫拉吉·德賽在全州範圍內禁止賽馬之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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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年代初,波納瓦拉家族成員與家中馬場的頂級賽馬“Astonish”合影 / 網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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塞勒斯一度想生產跑車,後來,一位叫巴拉克裡什南的獸醫給了他靈感。巴拉克裡什南告訴他,塞勒斯家一直有將馬匹捐贈給孟買政府管理的哈夫基內研究所(Haffkine Institute)的傳統,因爲馬血中有用於生產破傷風疫苗的血清。他建議塞勒斯在馬場的一個角落裡直接建一個製藥加工廠提純血清,與大型製藥公司相比,塞勒斯家的優勢在於他們有足夠的土地來安置馬匹。

很快,經家庭醫生賈爾·梅塔介紹(梅塔後來成爲SII的副主席),塞勒斯結識了剛退休的哈夫基內研究所前主任PM·瓦格爾博士。在瓦格爾的技術支持下,塞勒斯在自家的遼闊馬場上建了一個小型實驗室,並僱了兩位科學家爲其工作。1966年,25歲的塞勒斯在自己的婚禮上,宣佈SII成立。

後來的採訪中,塞勒斯曾笑言,一個塵土飛揚的馬場上誕生的小公司,竟然取名叫“印度血清研究所”(SII),着實過於宏大了。

但事實證明,SII的發展配上了它的名字。

養馬人之子很快展現了自己的商業頭腦。SII成立的第二年,就開始製造破傷風抗毒素的血清,當時印度國內對這種抗毒素有巨大的需求。一直喜歡馬的塞勒斯不願意使用馬血,轉而使用被遺棄的軍用騾子,此舉爲SII帶來了鉅額利潤。有了豐厚資本的SII很快投身於其他疫苗的生產,包括DTP(白喉、破傷風和百日咳)疫苗,以及MMR(麻疹、腮腺炎和風疹)疫苗。對於當時重度依賴高價進口疫苗的印度而言,SII的異軍突起無異於“國貨之光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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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族企業SII如今的管理層架構,從左至右分別爲父親塞勒斯,兒子阿達爾和阿達爾的妻子娜塔莎 / 網頁截圖

如今,SII的疫苗年產量能達到15億支,涵蓋麻疹、風疹、破傷風和許多其他疾病,疫苗產能冠絕全球,全世界65%的兒童都注射過SII產的疫苗。2021年,業已退休的塞勒斯仍然能以190億美元的淨資產,在《財富》雜誌的印度富豪榜上排名第5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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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2011年接替父親掌管SII的阿達爾仍然如鯁在喉。

世界製藥業論資排輩,SII的名號一直不太好聽。原因無他,因爲SII更準確的稱號是,世界最大“山寨疫苗”生產商。它的專長是以極低的成本,生產出醫學上具有可比性的仿製疫苗,並出售給貧窮國家和落後地區。換言之,廉價且有效的“盜版”疫苗,纔是SII能在同類企業中拔得頭籌的重要原因。因此,2020年之前,西方國家乃至世界各國的民衆幾乎對SII一無所知。

2016年11月,印度總理莫迪在到訪SII時與阿達爾會面,並稱讚了SII的低成本疫苗 / 阿達爾·波個人網站

可對於以時尚雜誌封面常客、瀟灑新貴企業家形象示人的阿達爾而言,“山寨製造機”的名,顯然與他充斥着遊艇、紅毯和跑車的高端生活格格不入。西方國家的正版疫苗專利壁壘,成了他的心病。

新冠疫情來襲,阿達爾曾經以爲自己會因此成爲那個挑戰歐美製藥巨頭、顛覆世界製藥業格局的破局者。至少2020年7月面對Politico網站的鏡頭時,躊躇滿志的他是這麼想的。

“新冠病毒的緊迫性——以及任何地方的冠狀病毒——都應該促使人們重新評估專利和知識產權法。”坐在由空客A320飛機翻新成的辦公室裡,阿達爾侃侃而談道。他決定以身作則,向貧窮國家低價銷售正版新冠疫苗:“我希望用COVID-19的道德例子——以及全球對大規模廉價疫苗的需求——來說明現行專利制度的缺陷。它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獲得拯救生命的保護措施,也阻礙了較富裕國家獲得低成本的藥物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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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納瓦拉父子在2014年英國“亞洲獎”頒獎現場,這場頒獎中,塞勒斯(左二)當選爲年度商業領袖 / Wikipedia

他毫不掩飾想借機打入歐美市場的野心。“我正在與華盛頓方面進行談判,爲在美國市場上銷售一些低成本仿製藥掃清障礙。如果進展順利,這將是特朗普做過的爲數不多的真正好事之一。”

這番發表於2020年夏天的表態,如今看來諷刺意味濃重。因爲去年年底問世的SII產covishield疫苗,不僅沒將SII樹成“全球道德典範”,給阿達爾增加與西方國家專利談判的籌碼,反而將SII拖入了負面新聞的漩渦。

最初的幾步棋,所有人都以爲阿達爾走對了。

去年春天,全球疫情剛剛冒頭時,SII已經投入了疫苗項目。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,與牛津大學、阿斯利康製藥公司合作的covishield疫苗項目成了SII的關注重心,因爲這種疫苗不需要超低溫儲存,適合低收入國家,符合SII的市場目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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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底,臨牀試驗取得了積極成果,世界各國開始對covishield疫苗給予緊急授權。那時,SII已經有5000萬劑的疫苗儲量可以分發,阿達爾還承諾將其產量的一半提供給他的祖國印度。“我們正準備按下(疫苗)按鈕。”去年11月底,阿達爾向世界宣佈。

爲了準備covishield疫苗生產,阿達爾砸下八億美元購買化學制劑、玻璃瓶和其他原材料,其中有三億美元來自比爾和梅琳達-蓋茨基金會。作爲回報,阿達爾答應該基金會,會向全球疫苗免疫聯盟(Gavi)旗下的92個較貧窮的國家以免費或低價形式提供2億針疫苗。此舉不僅能讓SII獲得資金,掌握生產疫苗的主動權,還能向世界展示SII的慷慨和善心,可謂名利雙收。

除此之外,春風得意的阿達爾一度還誇下過各種各樣的海口:去年6月,covishield尚未問世時,SII就承諾將爲中低收入國家生產10億劑疫苗,並在2020年底前準備好4億劑疫苗;去年11月接受BBC採訪時,阿達爾又保證,將會在2021 年底前生產出大約10億劑疫苗,並打算從2021年3月開始,每月生產1-2億劑疫苗;根據《紐約時報》對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提供的採購協議的審查,SII還曾在今年1月至3月間承諾,在未來幾個月內銷售約11億劑疫苗。

2021年1月,第一批疫苗離開SII運往印度其他地區時,生產團隊的“動情時刻”合影 / 阿達爾·波個人網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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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事實上,截至今年1月,SII的疫苗庫存量只有7000萬劑;截至SII被印度政府禁止出口疫苗時,SII一共也只向海外各國交付了約6000萬針疫苗,其中有一半給了全球疫苗免疫聯盟(Gavi),不管怎樣計算,都仍然與曾經承諾的數字相距甚遠。非洲疾控中心警告稱,印度對出口的限制可能會對非洲大陸造成“災難性”影響。在印度叫停疫苗出口以後,從其鄰國尼泊爾,一直到東非國家肯尼亞,有多個國家的國民發現自己在接受第一劑covishield後,遲遲等不來第二針。

以尼泊爾爲例,它從SII購買的200萬劑疫苗,有一半無法兌現。而尼泊爾的疫情從4月1日的日新增病例152,到5月上旬日增已突破9000例,醫療設施不堪重負,疫苗卻遙遙無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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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尷尬的是,阿達爾發現SII的產能連印度本土疫情都解決不了。

今年4月和5月,SII的疫苗幾乎全部轉向印度國內,但全國各地的數百個疫苗中心仍然因缺苗而被迫暫時關閉,數十萬打上第一劑的印度人無法獲得第二針。

5月1日,當印度政府向所有18歲及以上的成年人開放疫苗接種時,短缺問題進一步加劇。當時,印度一線仍未全部接種,各地疫苗中心排起了長隊。5月中旬,政府延長了covishield疫苗的接種間隔時間,要求人們等待12-16周才能接種第二針。

莫迪政府否認此舉是因爲疫苗不夠,稱間隔時間是基於科學數據的,但印度政府內部的科學諮詢委員會成員告訴路透社,他們並不支持這一時間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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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短半年內,SII一潰千里,被閃光燈和掌聲衝昏了頭腦的阿達爾難辭其咎。

2021年1月,從普鈉運抵德里機場的第一批SII產疫苗 / 網絡

儘管阿達爾堅稱,是後期的政府禁令讓SII不得不失信於世界,但對於前期落空的疫苗承諾,他也承認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。“我必須承認,我確實冒着計算過的風險,但說實話,我當時並沒有看到其他選擇。我只是覺得如果不承諾,我會後悔。”

但在11月初接受CNN採訪時,阿達爾又撤回了自己的含糊說辭。在被問到他承諾的目標是否超過了SII的生產能力時,他堅稱目標很現實:“事實上,我們的承諾還很保守。”

還有一些前後不一的說辭,讓外界對SII的掉鏈子原因疑竇叢生。比如,SII印度普鈉工廠曾發生過一場火災,阿達爾開始堅持說,火災對於疫苗生產沒有影響,後來又改口稱,大火嚴重阻礙了SII的疫苗產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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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達爾還抱怨說,是因爲白宮對疫苗原材料的禁運,讓SII產能受到了阻礙。今年4月,他在推特上要求拜登“解除”對原材料的出口禁令。但白宮官員反駁稱,阿達爾關於禁令的說法有誤。

“坦率地說,SII的說法——他們對美國政府說的,他們對印度政府說的,他們公開說的——這些說法並不一致。”華盛頓卡內基基金會南亞項目主任米蘭· 瓦什納夫(Milan Vaishnav)說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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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於一直含糊自己過失的阿達爾,和SII達成鉅額交易的各個甲方可能責任要更加明晰。他們被指決策失誤,將“所有雞蛋放在了同一個籃子裡”。據此,今年1月和SII簽下10億劑疫苗大單的全球疫苗共享網絡(COVAX)監督機構、全球疫苗免疫聯盟(Gavi)的發言人在接受CNN採訪時辯解道,他們當時沒有什麼選擇。

“在2021年年初,很少有疫苗被批准並可用於分發。”該發言人說道,“鑑於SII的規模,早期與它簽訂合同是自然而然的事。”

阿達爾在SII的疫苗運輸車上 / Twitter@adarpoonawalla

但巴塞羅那全球衛生研究所(Barcelona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)的公共衛生專家傑弗裡·拉扎勒斯認爲,這種採購計劃存在明顯缺陷:“依賴一家制造商就是一個錯誤,事後看更容易發現這種錯誤。”

至於印度內部的疫苗短缺,莫迪政府的遲鈍和瀆職也是重要原因。

無法忽略的事實是,直到今年3月下旬,印度出口疫苗總數都比其國民接種的疫苗數量多。在比爾和梅琳達-蓋茨基金會爲SII積極注資時,印度政府卻既沒有幫SII提高產能,也沒有爲疫苗下大宗訂單。到今年1月16日印度第一階段的疫苗接種工作展開時,印度政府僅從SII購買了1100萬劑疫苗,以及從本土開發的疫苗製造商巴拉特生物技術公司購買了550萬劑,2月底又買了2100萬劑。與此同時,印度還悠閒地向鄰國捐贈了數千萬劑疫苗。

直到3月份感染率上升時,慌張的政府才臨時抱佛腳,向SII又訂了1.1億,但考慮到印度的14億人口,這個數字仍然是杯水車薪。而其他製藥商的疫苗,印度政府根本沒有考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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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種短視的後果是,疫情期間,印度人接種的疫苗90%來自於SII。問題是,據印度著名流行病學家錢德拉坎特·拉哈里亞(Chandrakant Lahariya)估計,疫情期間印度每月需要2億至2.5億劑疫苗,但SII的月產能也只有7-8000萬劑,供不應求是顯而易見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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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爲參考,截至2020年11月,美國和歐盟分別預購了7億劑各種疫苗,甚至因此被指是在不顧窮國死活地囤積疫苗。

除此之外,印度政府的政策也是造成混亂的因素之一。印度沒有采取中央統一採購疫苗的政策,而是讓各邦負責自行採購疫苗。這導致外國製藥商爭相競價,市面上各種價格的疫苗參差不齊,賣家有恃無恐,漫天要價。私立醫院的疫苗貴得嚇人,中央政府和公立醫院提供的低價和免費疫苗則供不應求。

“這是一連串的錯誤,這些錯誤本來可以避免的。”衛生保健監督機構“全印度藥物行動網絡”(AIDAN)的負責人之一馬利尼·艾索拉(Malini Aisola)說道,“爲龐大的人口進行免疫接種總是需要大量的疫苗,政府確實應該做出努力。”

“當你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會發生什麼,這就很明顯了。”艾索拉說道。

5月初,阿達爾向《金融時報》抱怨道,他被政客當成了替罪羊。“我受到了非常不公平和錯誤的對待。”

但更多的西方媒體更願意將阿達爾看作印度政治的一個組成部分,而不是其對立面。“SII顯然獲得了莫迪的青睞,部分原因是因爲它符合莫迪政府對塑造一個自力更生、準備在世界大國中佔有一席之地的印度形象的描述。”《紐約時報》嘲諷道。《時代》雜誌則對印度外長傑森卡爾在今年5月初的七國外長會議上的表態極盡挖苦:“他說各國必須超越其‘國家利益’,爲了‘全球利益’,這一點很有意思,因爲正是印度的疫苗民族主義——連同總理納倫德拉·莫迪的空洞炫耀——不僅使印度陷入了意想不到的疫苗短缺,而且還讓依賴印度疫苗的國家面臨巨大風險。”

從雄心勃勃的救世主,到丟盔棄甲的敗軍之將,SII和莫迪政府在這半年間幾乎走過了相同的路。最初誇下的海口有多大,最後遭遇的質疑就有多猛。但當政客和企業家忙着哀嘆顏面無存時,當時的吹噓和誇誇其談所犧牲的平民生命,已湮滅於遙遙無期的漫長疫情戰線中,截止發稿,全球死於新冠病毒的總人數已經超過520萬。(責編 / 張希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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